□米小双

巴河水绕着青石山转了九道弯，才流到我们村前。村子不大，三十来户人家，像一把芝麻撒在山坳里。这里的人祖祖辈辈与土地打交道，靠天吃饭，日子过得紧巴，却从不缺温情。

幺爸在村里较特别，他本名李有田，但除了村支书账本上那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几乎没人记得。大家都叫他“脊背”，这诨名从他二十岁背着一整头野猪下山那年起，就叫开了。

我第一次真正理解这个称呼的含义，是在十二岁那年。

那年秋天，我家要翻修老屋。父亲在饭桌上叹气：“木头、砖瓦都备齐了，就是请不到帮工的。王瓦匠去县城干活了，张木匠在家里收稻子……”

“我去找幺爸。”我扒着碗里的饭说。

父亲的筷子顿了顿：“幺爸年纪不小了，这活太重……”

第二天，天还没亮透，我就被院里的响动惊醒。推开窗，晨雾中一个瘦小的身影正在搬砖。幺爸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裤腿卷到膝盖，露出黝黑精瘦的小腿。他弯腰时，脊椎骨像一串算盘珠子，在单薄的衣衫下凸起。

“小崽子，发什么愣？”幺爸抬头看见我，咧开嘴笑，缺了颗门牙的豁口在晨光里格外显眼，“下来帮忙和泥！”

那一天，幺爸像台不知疲倦的机器。搬砖、和泥、递瓦，动作利落得像年轻人。正午太阳毒辣，汗水在他的脸上冲出几道泥沟，他也不擦，只是偶尔用袖子抹一把。我这才注意到他弯腰时总要用手撑着后腰，停顿那么一两秒才能直起身。

“幺爸，歇会儿吧。”我递上凉茶。

他接过去咕咚咕咚灌下半碗，喉结像颗枣核上下滚动：“不碍事，趁日头好，得把瓦上完。”

夕阳西沉时，房顶终于铺完最后一片瓦。幺爸坐在门槛上抽烟，佝偻的背影像座小山包。霞光给他镀了层金边，那身影被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院角的梨树下。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叫他“脊背”——他单薄的肩膀，是能扛重量的。

母亲做了红烧肉犒劳幺爸。饭桌上，他筷子很少往肉碗里伸，只顾埋头扒饭。父亲给他斟酒，他推辞不过，抿了一小口就呛得满脸通红。

“家里还有点事，得回去看看。”不到一刻钟，幺爸就起身告辞。母亲追出去塞给他一块腊肉，我听见他在院门口推让的声音：“留着给娃吃，娃正长身体……”

月光下，我看见幺爸走路的姿势有些蹒跚，右手一直按着后腰。那晚，我半夜起夜，还看见父亲在堂屋给幺爸的旧水壶灌酒——那是村里人治腰疼的土方子。

我考上县重点中学那年，幺爸送来一支钢笔。笔身有些掉漆，但笔尖锃亮。

“供销社老周给的，是上海货。”幺爸用粗糙的手指摩挲着笔杆，“好好念书，别像我们，一辈子跟土坷垃打交道。”

钢笔带着股淡淡的烟草味，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幺爸帮供销社扛了半个月货才换来的。

高中三年，由于家离县城50多公里路，我每月才回家一次。每次，都能看见幺爸在忙活：春天帮五保户李奶奶修屋顶，夏天给村小学挖排水沟，秋天替外出打工的王叔家收稻子……他的背更驼了，头发也开始花白，但那双眼睛依然亮得像山里的泉水。

高考结束回家那天，幺爸蹲在家门口的槐树下等我。他脚边放着个竹篮，里面是还温乎的煮鸡蛋，那是我们当时难得吃上的奢侈品。

“考得咋样？”他搓着手问，指甲缝里还有泥。

“还行。”我剥着鸡蛋说。

幺爸笑了，缺牙的豁口里灌进风：“好，好，我们村要出大学生了。”

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全村都轰动了。幺爸挤在人群最前面，手指颤抖地摸着通知书上烫金的校徽，却不敢接过去细看——他手上还有泥。

我离家前的晚上，幺爸来了。他塞给我一个手缝的布包，里面整整齐齐摞着十元、五元的票子。

“我用不上这些，你带着。”他转身就走，生怕我推辞。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每次打电话，父亲总说幺爸很好，还在帮东家西户干活。直到大四那年春天，父亲突然来电：“幺爸住院了，怕是……你回来看看吧。”

医院的消毒水味呛得人眼睛发酸。病床上的幺爸瘦得脱了形，被子下的身躯几乎看不出起伏。见我进来，他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亮。

“大学生……回来了……”他的声音像砂纸摩擦。

我握住他的手，那曾经能扛起整根房梁的手，现在只剩下皮包骨。父亲低声告诉我，幺爸是给学校搬课桌时摔的，腰伤加上常年劳累，脏器都衰竭了。

“把工作……干好啊……”幺爸突然用力抓住我的手，指甲几乎掐进肉里，“别惦记我……”

这是幺爸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三天后，他在睡梦中走了，表情平静得像劳累一天后打了个盹。

现在，我在城里有了体面的工作，办公室抽屉里永远放着两样东西：一支掉漆的钢笔，一个空瘪的布钱包。每当加班到深夜，我总想起幺爸在夕阳下挺直腰杆的样子。这时，我就会挺直脊背，继续把眼前的活干好。

因为我知道，山里的脊背，从来不会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