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晓华

上世纪90年代，我生活在石油大院。大院就像一个自给自足的小镇，从学校到医务室再到食堂、电影院、小商店……足不出院，就能拥有丰衣足食的生活。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个周末的晚上，家属区溜冰场上都会举行周末舞会。

华灯初上，音乐大震，录音机深情地唱着：“我早已为你种下九百九拾九朵玫瑰……”

三步舞曲的节奏“蹦擦擦，蹦擦擦”，随着大音响里的重低音，仿佛每一声都敲在人们的心坎上。

那时，18岁的我，依在寂寥的窗边，听着音乐一首接一首，是那样的热闹，不禁也想去看看。

犹豫良久，我终于带着一本书出门。

夜色如墨，路灯昏暗，我走到溜冰场侧面公路的树荫下，站在阴影里，仿佛和树融为了一体。

溜冰场的上空中挂着一串串五颜六色的彩灯，此起彼伏地闪烁着，应和着音乐节奏，营造着欢快的氛围。

此刻，场上人声沸腾，热闹非凡。一对对舞伴优雅地旋转着，场边的栏杆旁还有一堆人在围观，或摇着手帕休息聊天，或三三两两地议论观看。小孩们兴奋地在舞池里穿来穿去，嬉戏奔跑，欢笑着、尖叫着，玩得不亦乐乎。

看了一阵，我就走向溜冰场一隅的图书室，那里面的明亮安静和室外的热闹喧嚣天壤之别。

图书管理员黄阿姨看着每周都来借书的我，展开一个温暖的笑容。虽然很少遇到，但我知道，黄阿姨其实就住我家楼上。

“看书是个好习惯，要保持哟。”黄阿姨看着我手上的书，和我轻松地聊着。

临走的时候，黄阿姨又忍不住叮嘱两句。我笑着点头，不是不肯说话，是羞涩地不知道该说什么。

回家的路，或许是因为手上的新书，或许是黄阿姨的笑容，我的心情渐渐开朗起来。月光清浅，我随着地面上自己斜斜的身影，步履轻快，溜冰场的喧嚣渐渐抛在了身后。

19岁时，我跟着张老师在公司设备管理部实习，张老师是我小学同学的母亲。

作为职场“小白”，我那时格外羞涩。张老师却总是有办法打破我的“壁垒”。比如，要求我去接办公室的电话。

记得有一次，“铃铃铃……”电话铃声突然大作，我吓得一哆嗦，手里的笔都差点掉了。我看看电话机，又看看张老师。她稳坐不动，微微抬起下巴，示意我接电话。

我只好拿起电话听筒：“喂，您好，请问找哪位？”

一般这种时候，我只听到自己如雷的心跳声，听筒里遥远的声音反而漂浮着，我不知道对方在说些什么，总要问第二遍。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砺，我对打来电话的人渐渐熟悉，对要处理的事情心里也有了底，不再那么胆小。何况张老师就像定海神针，一边鼓励我学习成长，一边又把我紧紧护在身后。

20岁时，我正式参加工作。那时，我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无损检测，需要长期在野外一线施工。

记得有一次，我参与了长寿一个应急项目建设。当我坐着最后一趟货运车来到项目驻地时，心里非常忐忑，因为班组上的人我基本上都不认识。

听到车子到来的喇叭响，同事们三三两两从房间出来，开始搬卸车上的物品。我讪讪地提着塑料桶，什么都没来得及说，大家已经帮我把箱子和铁床搬到了属于我的房间里。

这一次，班组租借的当地农民新修的毛坯房，房间配置简陋到只有一个昏暗的灯泡。陈班长叮嘱我：“缺什么说一声。”我不好意思地连连摆手。

但一会儿之后，我就后悔了。房间唯一的窗户只有木框，没有玻璃，风呼啦啦地朝房间里灌，唯一的木门没有装锁，也没有插销，形同虚设。

我正在发愁的时候，陈班长拿着一卷细铁丝和钳子进来。他二话不说，首先用塑料纸封了窗户，然后在屋角拉起了一条可以晾毛巾和衣服的铁丝，又做了一个简易的门内插销。

陈班长话不多，却考虑得细心周到，让我惶恐的心情渐渐平和下来。

和班组的人混熟之后，虽然我一直少言寡语，但笑容却渐渐多起来。除了自己的工作，我也帮大家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渐渐地，在项目一线工作大环境的熏陶下，我习惯了听到豪放的“开饭了！”就往食堂走；习惯了上下班的路上，加入大家的大合唱；习惯了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跑上跑下看着焊工手势、调整焊机电流；习惯了赶工期的时候，天一亮就出发，披星戴月再回驻地，直接把能利用的时间拉满；也体验过小小的欢喜，比如中午工地离驻地太远，就地在老乡家里打“牙祭”，吃到灶台上已经熏得漆黑的极品老腊肉，或者灶孔里烘得香甜的红薯……

这样的生活，逐渐激发了我骨子里那种属于石油人的豪迈底气，我被同事们战天斗地的乐观精神感染着、同化着，越来越开朗，不知不觉完成了从学生到石油工人的蜕变。

静夜里，想起这些青涩的石油往事，我嘴角微微上扬，青春真是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