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晓华

我帮母亲收拾衣物的时候，从衣柜深处翻出一个上世纪90年代的旧式公文包。黑色的公文包装得鼓鼓囊囊，人造革的皮子已经脱得斑驳，轻轻一摸，就掉下来几块黑灰的碎片。

我作势要丢，“几十年前的包包，已经烂成这样，丢了吧。”

母亲一把抢过：“这是你爸的宝贝，不能丢。”

我好奇地打开公文包，只见里面有一个小包裹，用一块薄毛巾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着，打开一看，是一份请柬、一张荣誉证，还有一个刻着“劳动模范”字样的奖章。

红黄相间的请柬上赫然印着“人民大会堂”字样，翻开一看，里面写着：“兹定于1999年5月2日下午6点30分，在人民大会堂二楼宴会厅举行五一劳模招待会，敬请光临。”

当年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招待会的事，早年间我听父亲说过无数次，但这张他视若珍宝的请柬，我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看着这些宝贝，回忆渐渐拉开帷幕。

1999年的4月底，40多岁的父亲正在铆工房里挥汗如雨，突然接到通知，喊他到办公室去一趟。父亲的主战场从来都在铆工房，突然被叫到办公室，他很忐忑。

一到办公室，领导就紧紧握着他的手，告诉他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经过单位推荐，父亲评上了四川石油管理局的劳动模范。单位要组织劳模到北京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五一劳模招待会。

父亲一听就急了，连连拒绝：“没空没空，实在没空，场地上材料还铺着，手上的事情还没做完，实在没时间去。”

领导苦口婆心地给他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父亲的“榆木脑袋”始终不开窍，还是想着自己没干完的活儿。最后，领导只好提要求：“必须去，这是你的荣誉，也是单位的荣誉。”

因为要着正装，母亲赶紧陪着父亲买了西装、领带、皮鞋。稍微一收拾，父亲看上去更精神了。

随着去北京参会的时间日益临近，父亲越来越忙。他是铆工班的大师傅，技术精湛。那时，单位有一个项目正在预制模具，父亲没日没夜地泡在铆工房里，废寝忘食是常有的事。经常到了吃饭时间，母亲看父亲还没回来，就赶紧提上饭给他送到铆工房。有时候夜已经很深了，铆工房还灯火通明，父亲一锤又一锤，有力地敲击着铁板。那些铁板、铁皮在父亲的手下，就像手工纸一样，被他制作成各种胎具。

当年他参与了渡舟脱硫厂100米烟囱和50米放空火炬塔架的制作，同时创造了3项纪录：一是用时最短，以前的架子制作，一个铆工班的人至少要干3个月，而那次仅用了78天；二是偏差最小，经过测量，100米的塔架左右偏差仅为25毫米，而当时塔架规定偏差是50毫米；三是下料最精准，两个塔架的几千个螺丝眼，全都一次性紧上了螺丝。

父亲以他的精湛技术和忘我的奉献精神获得了大家的赞扬，但他总是不以为然，“这就是我的分内事，工人就是要把自己的工作干好。”

紧赶慢赶，父亲在去北京前，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任务，他终于放下心来安心去了北京。

从北京回来，满脸笑容的父亲带回了一张在人民大会堂的集体合影，并专门买了个大相框把照片装起来，挂在了客厅的墙上。

来我们家的人看到照片，总是会欣赏、惊叹。然后父亲就打开了话匣子：“当年走进人民大会堂，感觉那里面好大……我们也算吃过了国宴，那个北京烤鸭，太好吃了。”

时光潺潺，转眼已经过了20多年。随着单位的搬迁，我们家也辗转迁徙，从垫江到隆昌，再到成都。如今，那张合影依然摆在我家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偶尔说起那些过往，父亲依然激情澎湃、神采飞扬。当然提得更多的是他参与过的无数大大小小的工程项目，某一次项目上碰到了什么难题，又是如何解决……

父亲只是个普通的一线员工，一辈子都在摸着工具干活儿，他的回忆里永远都是项目上那些人和事、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装荣誉证、奖章的公文包是父亲那年为了去北京而特意买的，这么多年，公文包和那些证件他都珍惜地留着，因为那是父亲平凡人生里的高光时刻。

触碰着这些老物件，我仿佛与当年的父亲连通了心绪，感受到了父亲念念不忘的石油情怀，更感受到了企业对员工身上那种“老黄牛”一般的石油精神的肯定和赞美。

这些闪着淳朴劳动光芒的老物件，我也想让儿女们看到，让我家的石油精神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