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远震
刚入职的时候，有位在基层采访了半辈子的老记者告诉我：“在城市，能源只是生活中的一种商品，但到了祖国西部的高原，你就会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有些甚至需要拿命来换。”
于是，过去十年里，我不断地奔走在祖国西部的荒漠高原，寻找着这句话的内在含义。西藏不产一滴油、一方气，也是尚未接入天然气管网的地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让那里的人民享受到时代发展的红利，有关部门千方百计加大了对西藏的天然气供应量，天然气管网能修到哪里就修到哪里，到不了的地方就用气罐车一罐一罐地送。
郑有录是中国石油一名气罐车司机，日常的工作就是把青海涩北气田采出的天然气从格尔木加工之后送到西藏。
2019年春节，我跟随郑有录的气罐车全程采访。虽然之前有过多次的高原采访经历，但那一路的艰辛，让我感觉到什么叫“高原天路”。
但这些对郑有录来说似乎都不算什么。在路上一天经历四季的变化，是正常的；独自穿过野兽出没的可可西里，是正常的；因车辆抛锚在大雪纷飞的唐古拉山上等两天，也是正常的。
当晚11点，车辆到达唐古拉山镇，我在镇上找了一家旅馆，刚想为这位跟随了一路的司机开间房，郑有录却说：“徐记者，我拉的是天然气，必须人不离车。”
那一夜，我和他在车上聊了很久，本想让他讲讲过去这些年那些难忘的经历。他却回答：“没啥值得讲的。”从格尔木到拉萨全程1100公里。一路上踏昆仑，过烽火，翻越唐古拉，穿过可可西里。这条路平常人可能一生都不会走一次。但在过去十年里，郑有录开着他的气罐车跑了521个来回。
海拔4200多米的昆仑山口玉珠峰加油站，方圆百公里没有人烟，是青藏高原上出了名的大风口。因为站内的恶劣条件，员工们平均两到三个月便得换掉一批。只有站经理颜石秀在这坚守了整整12年。
员工走完了，他就把自己的妻子和刚刚结婚的大儿子从老家接过来帮忙。老颜接手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这座站必须在。因为如果没有它的补给，很多进藏车辆无法翻过昆仑山。
老颜的大儿子曾悄悄地告诉我说，其实他当时上山是为了劝父亲下山。可是当他看到过往行人和车辆对这座站的依赖，他又觉得父亲是对的，于是自己也留了下来。
当天的采访，因为严重的高原反应而仓促收尾。临走时，我对老颜的大儿子说：“等我下次来，要好好写写你的故事。”
第二年，我如约又上昆仑山。见到老颜我的第一句话是：“老颜，让你儿子出来，我要跟他聊聊。”老颜沉默了。他的手指向远处的一丛红柳，那是方圆几公里之内唯一的植物，树丛中多了一座新坟。
原来，就在不久前，老颜的大儿子因高原反应诱发了肺水肿，长眠在昆仑山之巅，那年他才23岁。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切身感受到深深的遗憾。
加羊多杰，德令哈输气站的一名普通工人。2013年，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的女儿阿毛刚出生不久。
采访结束，加羊多杰带我来到输气站后边的一座山头，指着远处说：“因为离家太远，工作太忙，女儿都出生两个多月了，也没顾得上回去看一眼。”但是他每天下班后，都会爬上这座山头，在暮色中静静地眺望家的方向。
我知道这是多杰思念孩子的方式，于是便和他约定：等我下次来采访，一定要陪你回家看看女儿。
这是一个未能实现的约定。2018年7月，加羊多杰因突发疾病，倒在了这片他坚守多年的荒漠里。妻子卓玛吉一直瞒着女儿，说：“爸爸是去天上工作了。”
每次看到这段视频，我都忍不住热泪盈眶。的确，爱的谎言就是这样地动人，相信在爱的谎言保护中长大的阿毛，也一定能够明白该如何去追寻父亲的身影。
这些就是我长期在高原采访中记录下的一些普通人，一些小故事。正是他们，让我看到了平凡的中国人是怎么奋斗的。也让我明白了，在建设世界能源强国的过程中，“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郑有录的气罐车载重21吨，就是靠着这样的天路车队，十年间累积向西藏供气超过3 亿方。拉萨市的年供气量从原来的不足100万方提升到5400余万方，让当地人民彻底告别了靠烧牦牛粪取暖的时代。
老颜还在玉珠峰加油站工作。他的小儿子颜吉元在大哥去世后也加入了父亲的队伍，目前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站经理。他还主动申请去了昆仑山上海拔更高、条件更艰苦的另一座站，他说：“我要干得更好，才能对得起爸爸和哥哥的付出。”
就这样，过去十年里，老颜和他的家人在昆仑山上打造出一座又一座的“天路输血站”。
阿毛今年10岁了，是青海共和县城北新区学校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还做了班里的少先队长。如今，她也明白了爱的谎言背后的真正含义。而爸爸的形象也从陌生变成了伟大。
她在作文中写道：“别人都说爸爸离开了，但我相信他在西藏、在青海、在甘肃，在每一个需要天然气的地方。”
常年在高原采访，也对我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命虽然是保住了，但医生告诉我说：“这辈子，你再也上不了高原了。”
有人问过我遗憾吗？确实遗憾，但我会继续在记者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去记录更多建设新时代的普通人，让更多人记住他们的名字。
（作者系中国石油报记者，第九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全国十强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