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军

每次回老家，我都特别想吃酱炒胡豆，可再也吃不到了。母亲在三年前的秋天离开了我们，连着我们对酱炒胡豆的美好记忆也一并逝去。

小时候，几乎每年的中秋节，母亲都会做一大盆酱炒胡豆。一家人围坐在院前桂树下的石头桌子前，桌子上有落花生、南瓜籽，还有脆嘣嘣的沙炒薯条，当然，还有酱炒胡豆。

老家在重庆东部一个名叫玉塘湾的村子里。村前有一条小河，千年的冲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泥沙坝，老家人叫它“塘坝”。塘坝的土呈暗红色，早年间，乡民在塘坝上种过土豆、红薯、麦子、甘蔗，但收成都不好，据说泥土带有碱性。

后来，我的祖上不知何故从川南迁徙到这里，用半竹筒银元买下了塘坝，开始种胡豆。祖上是开粉房的，来到玉塘湾重新赶制石磨、木桶，在河边搭建粉房，以此维持家人的生计。

据说，祖上的粉条名叫芋豆粉丝，用的是土豆、魔芋和胡豆三样东西。前两样是当地的特产，唯独胡豆少有人栽种，于是，祖上就把从川南带过来的米沙胡豆种在塘坝上，没想到长出来的胡豆颗粒饱满，还带有暗绿色，像是一颗颗绿色的宝石，吃起来软糯可口，带有回甘，祖上给它改了个好听的名字——玉沙胡豆。

加了这种胡豆制作出来的粉丝，亮晶晶的，略带暗绿色，吃起来软糯可口，成为了乡亲们餐桌上的美食。

祖上凭借做芋豆粉丝的手艺，一大家子得以在异乡安顿下来。

那年，我母亲十六岁，从彭州嫁到玉塘湾。嫁过来时，大家族已开始衰败，河边的粉房在一场洪水之后倒毁，再也没有恢复。但塘坝依然还有人种着胡豆，但大部分已改种了米枣树。村子里一直坚持种胡豆的，只有我的母亲，因为儿孙们都喜欢吃她做的酱炒胡豆。

每年的六月是胡豆成熟的季节，母亲一筐筐把它们收回来，晾晒在院坝里，等到胡豆晒干，就储存在堂屋的3个陶瓷坛子里。

等到儿孙们在中秋或春节回来之前，母亲就把胡豆舀些出来，用井水泡着，等到胡豆一个个变得颗粒饱满，就放到蒸笼里蒸。蒸熟的胡豆倒进簸箕里，盖上稻草发酵，长上一层灰霉，再放盐、五香粉、生姜、蜂蜜、山胡椒腌制一两天。

这时候远方的儿女们已陆陆续续回来，母亲就在火炉上架上一口大铁锅，放上一大瓢猪油，把腌制过的胡豆放到里面去炒，炒到发干；再舀一小瓢自制的豆瓣酱，接下来又添上生姜片、蒜末、红尖椒、冰糖，出锅时还不忘淋上一小勺山胡椒油，再撒上香喷喷的炒芝麻，酱炒胡豆就做成了。

母亲把冒着热气的酱炒胡豆用宽大的陶瓷盘装着，端到院前桂树下的石桌子上，儿孙们赶紧围坐过来，嬉笑着，品尝着酱炒胡豆的美味。

小时候，每次母亲的酱炒胡豆一端上桌子，我就迫不及待地扑上去，抓上一大把，生怕被别人抢光了似的。有几次，香喷喷的酱炒胡豆还卡在了我的喉咙里，吓得母亲赶紧把我抱过去倒立起来，挤压我的肚子，用手拍我的后背……

后来，母亲变得“聪明”起来，每次做酱炒胡豆，她就先把每一粒胡豆用剪刀剪成四瓣，一大盆胡豆要忙活老半天，甚至把手打起了水泡，她就用一块白胶带贴着。

母亲是在三年前的秋末走的，留下堂屋里的三个陶瓷坛子，里面还装着大半坛子玉沙胡豆。

我们兄妹每人分了半坛子胡豆，用车拉回城里，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出母亲那样美味的酱炒胡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