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红利

1965年，18岁的父亲背上背包，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1970年，他转业到第七机械工业部工作，也就是我们口中的“七机部”。1974年，父亲和很多战友一起，再次转职至石油部门，成为一名高唱“我为祖国献石油，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的石油工人。1984年，父亲因身体原因，工作领域从井队转到后勤。从那以后，父亲成了川西北矿区子弟学校里兢兢业业的护校工。这就是父亲这一生的曲线图，在这幅图上，没有波谷与波峰。

父亲是一名优秀的石油工人，在患病前，每年总能获得这样那样的优秀称号。那时候评优没有奖金，但是家中一个小箱子里，父亲的奖状奖章厚厚地堆了许多，当然还有那些印着大红“奖”字的毛巾、搪瓷杯，以及父亲穿在身上的背心。母亲说：“你爸这个人脾气是不好，但是他生病之前，还是很努力地要把你们培养成有用的人，他觉得生儿生女都是一样的。”

有没有出息，没有人可以评判，但至少我想，父亲是高兴的。假如他还能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我想他会说满意，谁知道呢？现在，我只能猜猜了。但我看见过，我成为正式党员那天，他笑着流下眼泪。父亲的感情已经被病魔凝住了，今年已是第二十八个年头。

母亲说：“也许他生病之后，就只顾得上他自己了。”于是他送给母亲的书、他给我和姐姐买的连衣裙还有漂亮的塑料凉鞋，都成了模糊的记忆。记得在乡下的日子，戴着他买给我们的头花，我和姐姐都还算是村里最“港火”的孩子。

他记得他爱的党和国家，记得自己是光荣的石油工人，总喜欢戴着我去延安旅游时给他买回来的红军帽，最喜欢穿的是那套红色工装。也许有一天他会忘掉妻子和女儿的名字，会分不清两个孙女，但是他还会记得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每年让我给他的墙上换一张新的毛主席像。我也看见了，党的二十大召开那天，父亲早早地叫妈给他打开电视，调到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父亲的一生就像一场接送，接来什么，送走什么，我们见到的和我们没有见到的往事，在他患病时都凝固到了一起，凝固到无法像他人的父辈一样，从他口中说出，凝住了他所有记忆。但我还是在凝固的感情中动笔写了父亲，在他78岁生日的这天，我怕……自己有一天也会记不起来。